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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书记

1927年4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经历了惊涛骇浪、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时期。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国共合作风云突变。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所部发动叛乱，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湖南工农运动顷刻间浸入血泊之中。

7月15日，汪精卫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

面对这一场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企图毁灭中共及其运动的暴行，以陈独秀为领导的中共中央，缺乏无畏的斗争精神和正确的斗争策略，却又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听凭苏联顾问主观武断意见。

对毛泽东来说按天配资交易，湖南长沙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给他的思想和行为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和冲击。无论湖南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还是工农运动，都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是主要的缔造者和发动者。事变发生以后，从长沙来武汉避难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工会、农协干部300余人，组成请愿代表团，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武汉国民政府控告叛军惨杀工农的罪行。

毛泽东蔡和森从湖南请愿团的汇报中，全面掌握了马日事变的事实真相。蔡和森连续写了七封信给党中央，阐述以两湖为根据地挽救时局的建议。毛泽东找陈独秀陈述自己的见解，请求回湖南发动工会、农协，组织工农武装进行反击。陈独秀认为这样做，就会与武汉国民党中央、武汉国民政府翻脸，会破坏统一战线，否定了蔡和森、毛泽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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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马日事变的严重打击，已接近瘫痪

。”（《毛泽东传》第141页）。毛泽东、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6月24日，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为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书记。当日，毛泽东即乘坐火车回到湖南。

四个多月之前，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毛泽东看到的是空前高涨的农民运动和一派大好的农村革命斗争形势，可是转眼之间，湖南城乡便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急骤恶化和充满凶险的局面，主动请缨，到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显示出毛泽东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当然，应对极其危险、复杂的局面，毛泽东不仅有斗争的胆略更有斗争的智慧。

毛泽东在几个同志的陪护下，冒险在长沙、湘潭、衡山的农村奔波，以打通这些地区与省委的联系。回到湖南短短几天时间，面对冰火两重天的革命斗争形势，毛泽东在思想上必定会受到极大的刺激。但他没有悲观失望，也没有一时冲动，而是保持客观冷静地思考。湖南白色恐怖的时局，深深触动着毛泽东的思维，在他的头脑里激发出开展革命斗争的两个重大策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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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

毛泽东以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在衡山召集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在白色恐怖下开展革命斗争的第一个策略：“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他说：“

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四一二’政变）的继续，随之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因此，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毛泽东传》第141页）。

从“中山舰事件”到上海“四一二”政变，再到“马日事变”，这一幕幕屠杀共产党、摧残革命的暴行，反动派靠的是武力和枪杆子。一定是从这些血的教训中，毛泽东认识到今后与反动派的斗争，必须要靠武装斗争，要用枪杆子，“

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所辖部队的一个团长，而唐生智是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盟友，以国民党左派自居。事变发生后，身在河南的唐发出电文：“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所缴工农自卫军枪支“一律发还”，还唱出“共产党是最革命的政党”的高调，愿亲自回湖南处理事变。（《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09、246页）。唐生智恰似蒋介石之类的人物，极善于权谋和两面派手法，蒙蔽了一些共产党人，期待事变和平解决。毛泽东到长沙的第二日，唐生智打着调解所谓“军工冲突”的旗号也回到长沙，却“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公开打出反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传》第141页）。毛泽东并没有受唐生智表面口号的影响，与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提出：“

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

”（《毛泽东传》第141页）。

在湖南，毛泽东曾发动和领导过“驱张运动”和“驱赵运动”，采取的是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众运动的斗争形式。采取这些革命斗争形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现在时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反动派举起屠刀大肆屠杀工农。毛泽东能够审时度势，断然改变斗争策略，考虑以武力的方式，依靠武装斗争来实现“驱唐”。

当时湖南在工农运动中，已经形成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马日事变发生后，“

长沙、湘潭、湘乡等十一县的农军和工人武装被迫仓促上阵，于5月29日发动，向长沙方向进击。30日，接到中共中央静候国民政府调停的指令，自动撤退

。”(《谁主沉浮》430)。所以，抓工农武装，抓枪杆子，成为毛泽东回到湖南最紧要的工作，他特别指示，各县工农武装要迅速集中力量。毛泽东已谋划着要展开“

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的革命斗争。

“

上山

”

但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毛泽东一定会清醒地认识到，有许多还是梭镖队的现有工农武装，与反动派的正规军队相比，武装实力存在巨大悬殊。在敌人极强大，工农武装极弱小的情况下，如何开展武装斗争？在严峻的形势下，在革命斗争处于生死危机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的头脑里激发出又一个重大革命斗争策略思想，这就是“

上山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保存工农武装有三种办法：“

一是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三种办法中“上山”最可靠

。（《湖南革命史资料》第二集，740）。

毛泽东提出“

上山

”，这种具有鲜明特点的工农武装斗争形式，是他极其务实的斗争策略思想的体现。也可能受他从小就喜欢看的《水浒传》中众英雄好汉逼上梁山行为的影响。在以后不同的场合，他多次强调工农武装“上山”的主张。他说：“

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27年7月4日）。在革命武装力量极弱小的条件下，只有先“上山”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扩大枪杆子队伍，积蓄军事势力，才具有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条件与力量。这就是毛泽东选定的革命斗争策略。

毛泽东到湖南刚十天，武装斗争的计划还未实施，他就被召回武汉。毛泽东后来忆及此事：陈独秀“

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當權的唐生智。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137页）。

此次临危授命赴湖南虽然时间极短，但毛泽东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巨大。前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获得了革命斗争致胜的四大法宝。这一次他又获得了极重要的两大革命斗争策略思想。这些思想认识，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武装革命斗争的基本思想。

湖南是毛泽东的出生地，是他思想启蒙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地。现在，湖南又是毛泽东武装革命斗争思想形成之地。1927年之际，毛泽东思想上所形成的关于武装斗争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对中国革命斗争的前途，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革命斗争事业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党即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择择。而在这个抉择的过程中，毛泽东武装斗争的思想将会发挥巨大作用。

“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

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标志着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转入地下。

“

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许多共产党员根本没有精神准备。到处在搜捕，到处在屠杀。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在大革命时期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剧变的局势，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毛泽东传》第143页）

在这个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作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个决定：“

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毛泽东传》第143页）。隐蔽在武汉的毛泽东，受中央委托承担起筹划湖南秋收起义的责任。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秘密举行，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经历过几年曲折的革命斗争实践，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关于开创中国革命斗争道路、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的基本思想，这就是他的武装斗争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不是他主观的推理和想像，而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湖南农民运动实践，在头脑里实现认识的飞跃和升华，在思想上达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集中体现。只要等待机会的到来，毛泽东就会对自己的武装斗争思想加以主张和实践。现在时机已经来临，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阐述了自己关于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开展武装斗争的思想。他的发言主要谈了两个问题，对中共中央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个是军事问题。

7月3日被匆忙召回武汉，7月4日在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中共中央会议纪录》1927年7月4日）。这是他首次在中央会议上阐述自己关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

。”毛泽东又强调了“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概念”提出批评，建议“

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毛泽东传》第146页）。

第二个是土地问题

。

1926年9月，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首次提出“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后来又把农民的中心问题归结为土地问题。在此后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中共五大，毛泽东都提出农民和土地问题，并未受到中央的特别重视。在这次会议上，他又主张自己“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意见，强调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焦点，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他还提出了没收大中小地主土地以及解决自耕农土地的具体操作建议。

毛?泽东竭力主张的土地和武装问题，成为中共中央与会者的共识。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37页）

这是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探索和找寻，而建立起的符合国情的革命斗争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的确立，毛泽东极大地贡献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也开启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毛泽东时代。

1927年，对毛泽东来说，是极重要的一年。他找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获得了革命斗争致胜的四大法宝和两大斗争策略，这些内容所构成的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将指导他此后革命斗争的实践，在中国大地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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